关坝村地处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人们常用“山大沟深”来形容这个甘陕川三省交界处的深度贫困村。
　　10月27日至11月6日，人民政协报记者与甘肃省政协派出的第一书记“同吃同住同劳动”，近距离观察了这个陇南山村在扶贫攻坚战收官阶段的工作，并与镇政府的扶贫包村干部、第一书记、村社干部进行了交流。
　　在此过程中，大家发现了几个当地难以解决的政策性问题，值得在今后制定乡村振兴相关政策时加以关注。
　　电子商务：呼唤企业出手
　　王桃花是关坝村的妇联副主任，她的家在村口大路边上，因此成了村级物流转运点：几大物流运营商负责将外来的快递送到她家，由她负责分发，同时为运营商收集村民向外发的快递。
　　最初的热闹过后，这个快递点很快归于沉寂。在采访时，除了中国邮政，“三通一达”等几大物流运营商已经几个月不登门了：从外地寄给村里的快递只能到镇上去取，村民往外寄的快递，也只能到镇里寄。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村里的快递业务半途而废？无外乎村里的快递业务量很小，物流运营商成本大于收益。因此，快递分拣中心从村里移到了镇里。只有村级物流转运点的牌子孤零零地立在村口，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是这个小山村与山外的世界的联系点。
　　采访的当天，正逢甘肃农业大学的专家刘敏来村里调研。他们提供了城市中快递转运点的经验：城里小区里的小卖部为邻居代收快递，收费1元，当邻居来取快递时，也可以随手买些东西，扩大了小卖部的销售额，弥补快递业务的不足。
　　这一模式能否复制到关坝村呢？
　　王桃花不愿意。“都是本村人，帮着收发个快递还收人家一块钱？多难为情！”农村是熟人社会，不像城市，每种服务都可以明码标价。所以，即使快递公司不来了，王桃花还是每隔两三天就开着自家车去镇里取快件，顺便再稍带邻居们的快递去镇上寄。“还要搭着汽油钱！”
　　最近，县里的物流扶贫部门已经出台文件，由县财政资金按快递件数补贴给村级物流转运点。希望能维持山里与外面世界的联系。但是，用财政资金补贴商业企业运营是否合理？一个深度贫困县的财政资金能否长期补贴下去？这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建议：可以考虑将最后一公里的转运费附加在价格里，由物流企业收取，再由物流企业雇佣“王桃花们”分发并付费。这样，既可以避免难以启齿的熟人收费问题，也可以延长快递企业的业务链条，占领广大农村快递市场。
　　感悟：市场的问题，还应该用市场的手段解决，这样才能长久。
　　驻村帮扶：呼唤“压茬”制度
　　甘肃省政协主席欧阳坚曾经谈过一个感受：驻村第一书记的经历是对年轻干部最好的锻炼机会，让很多机关的年轻人对基层情况更加了解，改掉了身上的“骄娇”二气，回机关后工作更务实了，做人更谦恭了。
　　驻村第一书记大都是第一次有了“独当一面”的机会，对工作都很“拼命”。但他们大都是30多岁的年纪，是典型的“上有老、下有小”夹心层家庭的顶梁柱，长期离家对于他们来说，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关坝村驻村第一书记段振鹏在驻村日记中曾有过这样的记载：晚上接到妻子的电话，根据上周的各类检查报告和周五下午的穿刺活检报告，确诊为良性。喜极而泣。
　　在离关坝村不到12公里的另外一个村，驻村第一书记王植本家中孩子做心脏手术，作为父亲的他，如果不去医院，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自己。但最后却因“擅离职守”而被通报批评。
　　这只是极端的例子。但驻村第一书记和帮扶工作队队员们的付出太多，他们的家庭更是付出了本不应该由他们承受的代价。
　　与机关相比，驻村第一书记的工作环境、条件相对艰苦，又要长时间离家。机关单位的年轻干部生活压力大，很多家庭不支持，而且对个人成长没有“硬碰硬”的好处，所以，很多同志不愿意报名参加，造成人手紧张。
　　建议：既然乡村振兴阶段人员不撤，那么是否可以建立相应的配套政策。比如，将驻村第一书记的基层工作经历作为干部任用方面的“硬杠杠”，将大批机关干部“逼”到乡村振兴的第一线锻炼。其次是建立“压茬”制度。可同时派两位第一书记在岗，前一任第一书记驻村一年左右，可以选派一位副书记进村，前一任书记开展工作的第二年，也是下一任第一书记熟悉工作的第一年。两人交替“压茬”推进工作，既能保证工作的延续性，又可以减轻个人生活方面的压力，增强工作后劲，有利于工作持续开展。
　　感悟：政策有温度，工作才会有进度。
　　政策宣传：呼唤填补空白
　　关坝村村民雍赵红家的老房子是新中国成立前建的，因为用了极好的材料，因此修好后就被国民党政府征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把房子归还给了雍家。直到今天，这栋房子仍然是村里数得上的好房子。
　　和村里的很多旧房子一样，因为当地人喜欢用炭火盆煮罐罐茶，因此房子虽好，却被熏得黑黑的，成了扶贫工作中的“黑房子”。为了消除这种“视觉贫困”，村上组织粉刷处理了雍家“黑房子”。
　　其实，“黑房子”在关坝村不在少数。近年来，村里对每一户“黑房子”都进行了装修粉刷。仅2020一年，村里就为一户人家刷过3次房子。但去采访时，离第3次刷房刚刚过去两个月，房子就又被熏得黑乎乎了。
　　“农民的生活习惯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改变过来的！”康河村的驻村第一书记马期远说，很多传统的思维习惯，产生了很多困扰农民生活的问题。采访中也发现，喝罐罐茶造成“黑房子”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村民到新疆打工，对新疆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但动员他们移民新疆时，还是遇到相当大的困难，最终只有3户人家成功移民。与此相对照的是，外出打工的村民用赚来的钱在山坡上建房子，每当遇到连续大雨，就有滑坡和地基塌陷的隐患，造成财富浪费的死循环。
　　不仅农民的传统思想观念改变起来困难，对于很多政策他们也没有理解的能力和时间。
　　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不是老人就是有家事缠身的中年农民。他们接收政策性信息的渠道闭塞，甚至有人听不懂普通话，主要靠乡镇干部和帮扶工作队员的口头传达和讲解。这种方式效率低下，效果一般。
　　为此，关坝村利用了传统的乡村大喇叭，把扶贫政策用当地方言编辑录制出来，定时定点向农民循环播放，传达国家扶贫政策，在理顺农民情绪方面效果不错。
　　建议：目前，农村的政策宣传工作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充分利用新媒体、新手段的同时，也不要摒弃从前行之有效的宣传媒介。
　　感悟：用软宣传改变硬思想。只有改变了思想，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困。
　　心理失衡：呼唤政策平滑
　　据《陇南西和公安微信平台》报道：洛峪镇的康河村，一位本村的醉汉闯进村委会，没有提出任何具体诉求，进门就挥舞斧头砸村委会的电脑和办公设备。驻村第一书记马期远回忆，当时醉汉挥过来的斧头离他只有一尺，如果再前进一步，后果将不堪设想。几位驻村第一书记事后分析，这是典型的政策差距导致心理失衡，从而出现极端行为。
　　2013年建档立卡之初，村民的收入水平差别不大，对建档立卡并不热心，甚至觉得被评为贫困户是件丢脸面的事。但随着近年来扶贫力度的加大，大量的补贴和政策优惠接踵而至，贫困户的经济条件迅速改善，农村的财富结构翻转。特别是一些建档立卡时差别不大的非贫困户，开始心理失衡。这种心理反映在工作中，就是不配合扶贫工作的开展、给扶贫工作出难题，甚至发展到极端事件。
　　关坝村的雍赵红，因腰伤不能干重活，加上父母年迈、子女还小、妻子出走，生活条件很差。但他贷款买了辆汽车谋生，就因“四有”人员的相关政策限制，不允许享受低保，影响到他的致富积极性。
　　类似情况在关坝村不止一户。大量因心理失衡导致的工作难题，看不见、摸不到，但在工作中却无处不在、无法绕开。
　　有部分第一书记和帮扶工作队队员反映：目前的政策出自不同的行政部门，部门政策之间互相缺乏协调，没有照顾早先通过自己奋斗脱贫家庭的利益。但同时，这部分人又是最有自主发展能力和带动能力的，政策的不完善导致这些人创业致富的积极性受到挫伤。与此同时，贫困户的优惠政策和扶持资金较多，部分贫困户没有用来专心搞生产做产业，而是用于高层次消费。
　　建议：在政策出台前，各相关部门应相互协调配合，细化分类受益群体，加大政策的覆盖面和涉及面，尽量使政策阶梯平滑一些，以加强正向激励作用。如果可能，建议邀请有驻村帮扶经验的第一书记参与，使政策更接地气、更益民生。
　　感悟：绝对贫困是沉疴，需要“猛药”硬攻。进入乡村振兴阶段后，相对贫困是癣疥之疾，需要阶梯式、和风细雨式的政策支持。
　　合作社：呼唤政策储备
　　为了解决贫困农民增收问题，国家扶贫政策中，会将一部分扶贫资金注入农业合作社，由“能人”来经营，年终给贫困户分红。这一模式既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也弥补了农民经营能力差的问题。如，清水村的张建波是个养鸡大户，由他出面组织了一个养鸡合作社，政府按每户贫困户1万元的规模向合作社配股，同时与大型养殖企业德青源公司合作，开展工业化育雏，然后将雏鸡“散养”在农户家，农户成为“鸡保姆”。成鸡出栏之前，再集中到养殖场，统一检疫、屠宰和运输，进入公司销售链。在这一项目中，贫困户除了可以挣取“鸡保姆”的钱，还可以在合作社分红，起到了带动村民脱贫致富的效果。康河村的鑫源中药材种植合作社，也是按照这一模式，参加合作社的贫困户除了种植收入外，每年都会有一笔资产性收入———合作社配股分红。
　　但在采访中也发现：“每村至少一社”的模式造成了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有些村合作社数量多，但成立得比较匆忙和被动，制度、架构不完善，不能正常、规范经营运作，带贫能力不强。还有些种植合作社季节性用工特征明显，工作时间与农民务农时间重叠冲突，解决就业人员有限。
　　同时，合作社经营范围基本同质，加之数量众多，后续发展压力较大。以西和县为例，花椒栽植总面积已达到18万亩，南部的大桥、蒿林、太石河、洛峪、西高山五乡镇花椒面积将近占全县花椒总面积的一半。在陕甘两省，花椒产业已逐步成为一个高度同质化的产业。再过3至4年，新栽植的花椒树进入盛产期，“椒贱伤农”的现象恐怕难以避免。
　　建议：长远来看，每村至少一个合作社的模式将会面临兼并重组的问题，在制定乡村振兴阶段的相关政策上，应该有战略性制度安排。
　　一是要强大合作社的支撑力，对因政策或等待享受各种补贴，设立而不运营的合作社予以注销。对运营不规范、带贫能力弱的，进行兼并合并，坚决按市场原则优胜劣汰。打破每村必须设立合作社的思维，集中政策和资金打造精品，在1小时交通圈内留下实力强的大型合作社，为周围的群众提供工作岗位，也为易地安置创造良好就业环境。
　　二是要鼓励互助形式发展模式，贫困户与非贫困户、贫困村与非贫困村协同，先富带动后富，有能力的带动有体力的、有资金的带动有时间的，改变原有分散和孤立的发展格局，提高贫困地区农民组织和协作程度，有效提高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实际成效。
　　感悟：“每村一社”是行政思维，市场调节才更有效果。
　　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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