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深入这个“山大沟深”的深度贫困村,发现……

2020年12月23日

 

  关坝村地处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人们常用“山大沟深”来形容这个甘陕川三省交界处的深度贫困村。
  10月27日至11月6日,人民政协报记者与甘肃省政协派出的第一书记“同吃同住同劳动”,近距离观察了这个陇南山村在扶贫攻坚战收官阶段的工作,并与镇政府的扶贫包村干部、第一书记、村社干部进行了交流。
  在此过程中,大家发现了几个当地难以解决的政策性问题,值得在今后制定乡村振兴相关政策时加以关注。
  电子商务:呼唤企业出手
  王桃花是关坝村的妇联副主任,她的家在村口大路边上,因此成了村级物流转运点:几大物流运营商负责将外来的快递送到她家,由她负责分发,同时为运营商收集村民向外发的快递。
  最初的热闹过后,这个快递点很快归于沉寂。在采访时,除了中国邮政,“三通一达”等几大物流运营商已经几个月不登门了:从外地寄给村里的快递只能到镇上去取,村民往外寄的快递,也只能到镇里寄。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村里的快递业务半途而废?无外乎村里的快递业务量很小,物流运营商成本大于收益。因此,快递分拣中心从村里移到了镇里。只有村级物流转运点的牌子孤零零地立在村口,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是这个小山村与山外的世界的联系点。
  采访的当天,正逢甘肃农业大学的专家刘敏来村里调研。他们提供了城市中快递转运点的经验:城里小区里的小卖部为邻居代收快递,收费1元,当邻居来取快递时,也可以随手买些东西,扩大了小卖部的销售额,弥补快递业务的不足。
  这一模式能否复制到关坝村呢?
  王桃花不愿意。“都是本村人,帮着收发个快递还收人家一块钱?多难为情!”农村是熟人社会,不像城市,每种服务都可以明码标价。所以,即使快递公司不来了,王桃花还是每隔两三天就开着自家车去镇里取快件,顺便再稍带邻居们的快递去镇上寄。“还要搭着汽油钱!”
  最近,县里的物流扶贫部门已经出台文件,由县财政资金按快递件数补贴给村级物流转运点。希望能维持山里与外面世界的联系。但是,用财政资金补贴商业企业运营是否合理?一个深度贫困县的财政资金能否长期补贴下去?这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建议:可以考虑将最后一公里的转运费附加在价格里,由物流企业收取,再由物流企业雇佣“王桃花们”分发并付费。这样,既可以避免难以启齿的熟人收费问题,也可以延长快递企业的业务链条,占领广大农村快递市场。
  感悟:市场的问题,还应该用市场的手段解决,这样才能长久。
  驻村帮扶:呼唤“压茬”制度
  甘肃省政协主席欧阳坚曾经谈过一个感受:驻村第一书记的经历是对年轻干部最好的锻炼机会,让很多机关的年轻人对基层情况更加了解,改掉了身上的“骄娇”二气,回机关后工作更务实了,做人更谦恭了。
  驻村第一书记大都是第一次有了“独当一面”的机会,对工作都很“拼命”。但他们大都是30多岁的年纪,是典型的“上有老、下有小”夹心层家庭的顶梁柱,长期离家对于他们来说,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关坝村驻村第一书记段振鹏在驻村日记中曾有过这样的记载:晚上接到妻子的电话,根据上周的各类检查报告和周五下午的穿刺活检报告,确诊为良性。喜极而泣。
  在离关坝村不到12公里的另外一个村,驻村第一书记王植本家中孩子做心脏手术,作为父亲的他,如果不去医院,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自己。但最后却因“擅离职守”而被通报批评。
  这只是极端的例子。但驻村第一书记和帮扶工作队队员们的付出太多,他们的家庭更是付出了本不应该由他们承受的代价。
  与机关相比,驻村第一书记的工作环境、条件相对艰苦,又要长时间离家。机关单位的年轻干部生活压力大,很多家庭不支持,而且对个人成长没有“硬碰硬”的好处,所以,很多同志不愿意报名参加,造成人手紧张。
  建议:既然乡村振兴阶段人员不撤,那么是否可以建立相应的配套政策。比如,将驻村第一书记的基层工作经历作为干部任用方面的“硬杠杠”,将大批机关干部“逼”到乡村振兴的第一线锻炼。其次是建立“压茬”制度。可同时派两位第一书记在岗,前一任第一书记驻村一年左右,可以选派一位副书记进村,前一任书记开展工作的第二年,也是下一任第一书记熟悉工作的第一年。两人交替“压茬”推进工作,既能保证工作的延续性,又可以减轻个人生活方面的压力,增强工作后劲,有利于工作持续开展。
  感悟:政策有温度,工作才会有进度。
  政策宣传:呼唤填补空白
  关坝村村民雍赵红家的老房子是新中国成立前建的,因为用了极好的材料,因此修好后就被国民党政府征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把房子归还给了雍家。直到今天,这栋房子仍然是村里数得上的好房子。
  和村里的很多旧房子一样,因为当地人喜欢用炭火盆煮罐罐茶,因此房子虽好,却被熏得黑黑的,成了扶贫工作中的“黑房子”。为了消除这种“视觉贫困”,村上组织粉刷处理了雍家“黑房子”。
  其实,“黑房子”在关坝村不在少数。近年来,村里对每一户“黑房子”都进行了装修粉刷。仅2020一年,村里就为一户人家刷过3次房子。但去采访时,离第3次刷房刚刚过去两个月,房子就又被熏得黑乎乎了。
  “农民的生活习惯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改变过来的!”康河村的驻村第一书记马期远说,很多传统的思维习惯,产生了很多困扰农民生活的问题。采访中也发现,喝罐罐茶造成“黑房子”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村民到新疆打工,对新疆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但动员他们移民新疆时,还是遇到相当大的困难,最终只有3户人家成功移民。与此相对照的是,外出打工的村民用赚来的钱在山坡上建房子,每当遇到连续大雨,就有滑坡和地基塌陷的隐患,造成财富浪费的死循环。
  不仅农民的传统思想观念改变起来困难,对于很多政策他们也没有理解的能力和时间。
  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务工,留守在家的不是老人就是有家事缠身的中年农民。他们接收政策性信息的渠道闭塞,甚至有人听不懂普通话,主要靠乡镇干部和帮扶工作队员的口头传达和讲解。这种方式效率低下,效果一般。
  为此,关坝村利用了传统的乡村大喇叭,把扶贫政策用当地方言编辑录制出来,定时定点向农民循环播放,传达国家扶贫政策,在理顺农民情绪方面效果不错。
  建议:目前,农村的政策宣传工作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充分利用新媒体、新手段的同时,也不要摒弃从前行之有效的宣传媒介。
  感悟:用软宣传改变硬思想。只有改变了思想,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困。
  心理失衡:呼唤政策平滑
  据《陇南西和公安微信平台》报道:洛峪镇的康河村,一位本村的醉汉闯进村委会,没有提出任何具体诉求,进门就挥舞斧头砸村委会的电脑和办公设备。驻村第一书记马期远回忆,当时醉汉挥过来的斧头离他只有一尺,如果再前进一步,后果将不堪设想。几位驻村第一书记事后分析,这是典型的政策差距导致心理失衡,从而出现极端行为。
  2013年建档立卡之初,村民的收入水平差别不大,对建档立卡并不热心,甚至觉得被评为贫困户是件丢脸面的事。但随着近年来扶贫力度的加大,大量的补贴和政策优惠接踵而至,贫困户的经济条件迅速改善,农村的财富结构翻转。特别是一些建档立卡时差别不大的非贫困户,开始心理失衡。这种心理反映在工作中,就是不配合扶贫工作的开展、给扶贫工作出难题,甚至发展到极端事件。
  关坝村的雍赵红,因腰伤不能干重活,加上父母年迈、子女还小、妻子出走,生活条件很差。但他贷款买了辆汽车谋生,就因“四有”人员的相关政策限制,不允许享受低保,影响到他的致富积极性。
  类似情况在关坝村不止一户。大量因心理失衡导致的工作难题,看不见、摸不到,但在工作中却无处不在、无法绕开。
  有部分第一书记和帮扶工作队队员反映:目前的政策出自不同的行政部门,部门政策之间互相缺乏协调,没有照顾早先通过自己奋斗脱贫家庭的利益。但同时,这部分人又是最有自主发展能力和带动能力的,政策的不完善导致这些人创业致富的积极性受到挫伤。与此同时,贫困户的优惠政策和扶持资金较多,部分贫困户没有用来专心搞生产做产业,而是用于高层次消费。
  建议:在政策出台前,各相关部门应相互协调配合,细化分类受益群体,加大政策的覆盖面和涉及面,尽量使政策阶梯平滑一些,以加强正向激励作用。如果可能,建议邀请有驻村帮扶经验的第一书记参与,使政策更接地气、更益民生。
  感悟:绝对贫困是沉疴,需要“猛药”硬攻。进入乡村振兴阶段后,相对贫困是癣疥之疾,需要阶梯式、和风细雨式的政策支持。
  合作社:呼唤政策储备
  为了解决贫困农民增收问题,国家扶贫政策中,会将一部分扶贫资金注入农业合作社,由“能人”来经营,年终给贫困户分红。这一模式既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也弥补了农民经营能力差的问题。如,清水村的张建波是个养鸡大户,由他出面组织了一个养鸡合作社,政府按每户贫困户1万元的规模向合作社配股,同时与大型养殖企业德青源公司合作,开展工业化育雏,然后将雏鸡“散养”在农户家,农户成为“鸡保姆”。成鸡出栏之前,再集中到养殖场,统一检疫、屠宰和运输,进入公司销售链。在这一项目中,贫困户除了可以挣取“鸡保姆”的钱,还可以在合作社分红,起到了带动村民脱贫致富的效果。康河村的鑫源中药材种植合作社,也是按照这一模式,参加合作社的贫困户除了种植收入外,每年都会有一笔资产性收入———合作社配股分红。
  但在采访中也发现:“每村至少一社”的模式造成了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有些村合作社数量多,但成立得比较匆忙和被动,制度、架构不完善,不能正常、规范经营运作,带贫能力不强。还有些种植合作社季节性用工特征明显,工作时间与农民务农时间重叠冲突,解决就业人员有限。
  同时,合作社经营范围基本同质,加之数量众多,后续发展压力较大。以西和县为例,花椒栽植总面积已达到18万亩,南部的大桥、蒿林、太石河、洛峪、西高山五乡镇花椒面积将近占全县花椒总面积的一半。在陕甘两省,花椒产业已逐步成为一个高度同质化的产业。再过3至4年,新栽植的花椒树进入盛产期,“椒贱伤农”的现象恐怕难以避免。
  建议:长远来看,每村至少一个合作社的模式将会面临兼并重组的问题,在制定乡村振兴阶段的相关政策上,应该有战略性制度安排。
  一是要强大合作社的支撑力,对因政策或等待享受各种补贴,设立而不运营的合作社予以注销。对运营不规范、带贫能力弱的,进行兼并合并,坚决按市场原则优胜劣汰。打破每村必须设立合作社的思维,集中政策和资金打造精品,在1小时交通圈内留下实力强的大型合作社,为周围的群众提供工作岗位,也为易地安置创造良好就业环境。
  二是要鼓励互助形式发展模式,贫困户与非贫困户、贫困村与非贫困村协同,先富带动后富,有能力的带动有体力的、有资金的带动有时间的,改变原有分散和孤立的发展格局,提高贫困地区农民组织和协作程度,有效提高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实际成效。
  感悟:“每村一社”是行政思维,市场调节才更有效果。
  来源:人民政协报

来源() 作者()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办公厅(www.gszx.go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