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

欧阳坚

　　80多年前，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紧要关头作出了独特的重要贡献。深入研究陕甘革命根据“两点一存”原因，有助于树立好信仰、信念、信心，铁心跟党走，九死而不悔，矢志不渝做红色江山的建设者、捍卫者。

　　一、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历程

　　（一）创立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背景。1927年，国共合作失败后，国民党对中共党员展开了大抓捕大屠杀，至1927年11月，党员数量由党的五大召开时的5.8万多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大革命的失败，血的教训，让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枪杆子”的极端重要性，党随后领导发动了南昌、秋收、百色等起义，毛泽东成功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走上了建立自己武装、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大革命失败和随后发动的武装起义深刻启示：我们的党要有自己的武装，革命不能在反动势力集聚的地方发动，应到农村建立根据地。

　　（二）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初期的艰辛探索。大革命失败后，陕甘共产党人先后组织发动了清涧、渭华等武装起义均未成功。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指示，陆续派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一批共产党人到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兵运工作，先后发动了太白起义、两当兵变、靖远兵变、巉口兵变等大小70多次兵运斗争，也都以失败告终。面对失败，陕甘共产党人认识到：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光凭单纯的军事行动是不会成功的。在井冈山武装割据道路的鼓舞下，刘志丹领导创建了南梁游击队，1931年10月与陕北游击队会合，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一次在陕甘高原树起了工农红军的旗帜。1932年3月，陕甘游击队在甘肃正宁县寺村塬创建了苏维埃政府，但新生的红色政权很快遭到重兵围剿，被迫转移；1933年4月，陕甘游击队又在陕西耀县照金创建苏维埃政府。尽管这两个根据地最终失守，但却播下了革命火种。 

　　（三）南梁为中心的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形成。1932年12月，在陕甘游击队基础上，红26军成立。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兼红26军政委的杜衡坚持“左”倾错误路线，反对在山区建立根据地，主张南下渭华创建平原根据地，1933年6月，强令红26军南下渭华地区，导致红26军仅有的红2团遭到国民党重兵截击，几乎全军覆没。 

　　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同“左”倾错误路线作了坚决斗争，决定恢复红26军，成立第42师，同时决定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游击区域不断扩大，至1934年1月，成功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纵横70多公里的陕甘边苏区。3月至6月，陕甘边红军进行大小战斗30余次，歼敌3000余人，取得反“围剿”的重大胜利。1934年11月4日至6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荔园堡成立，民主选举出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习仲勋任政府主席，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1935年1月，在陕甘边根据地和红26军的支援下，红27军在陕北安定县成立，将陕北四个苏维埃县级政权连成一片，陕北革命根据地从此形成。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同时决定成立由刘志丹任总指挥的前敌指挥部，统一指挥两个根据地红军和游击队。随后刘志丹带领红军主力经过几个月的浴血奋战，先后消灭敌人大批有生力量，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两次“围剿”，并促成陕甘边和陕北两个苏区连成一片，为红军长征最终确定落脚点奠定了基础。 

　　（四）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贡献 
　　1934年9月，当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根据地开始战略转移时，陕甘红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全面胜利，陕甘革命根据地所属县级以上党的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辖甘肃陇东5个县、陕西省25个县，人口约100万，红26军和红27军已发展到5000余人，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 
　　1935年9月，红25军辗转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与红26军、红27军会师并合编为红15军团，发起了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取得重大胜利，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陕甘创造了有利条件。1935年9月18日，毛泽东在哈达铺从大公报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块根据地和红军的军事活动。9月22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哈达铺关帝庙内召开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达成了向陕北进军的意向。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到陕北去。陕甘革命根据地从此以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的“落脚点”而载入史册。毛泽东曾专门评价，如果没有陕甘，“那就不得下地。” 
　　1935年11月初，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同红15军团在甘泉胜利会师，并合编恢复红一方面军。随后，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最终放在西北打下了根基。1936年2月以后，红一方面军先后组织了东征、西征战役，使陕甘苏区进一步扩大，发展成陕甘宁苏区。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陕甘宁苏区北起长城，南至淳化，西达固原，东到黄河，总面积达12.96万平方公里，人口近200万，共设有36个县和一个特区。中共中央依托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同东北军、十七路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结束十年内战，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改编后的八路军，从这里奔赴华北抗日前线。从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成为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出发点”。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说：“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2009年，习近平同志在视察甘肃时指出：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后来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可以说，在中国革命紧要关头，陕甘根据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走向。

　　二、“硕果仅存”的原因分析

　　（一）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才使根据地在艰巨复杂环境中发展壮大。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领导集体，始终不渝地遵守不“左”不右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纠正了“要打城市、打阵地战”的错误主张，提出“集中主力，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的正确方针，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实际相结合，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在危急时刻力挽狂澜、转危为安，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与坚定。 
　　（二）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使根据地有了生机与活力。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甘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西北革命斗争实际紧密结合，克服“左”右倾错误干扰，提出了梢林主义、三色建军、狡兔三窟等一系列适合陕甘实际、符合西北民情的革命斗争方针和策略，这是陕甘革命根据地能够创建和壮大的根源所在。毛泽东称赞刘志丹“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称赞习仲勋“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三）坚定的理想信念，使革命斗争有了不懈动力。红26军南下渭华失败，面对严重的困难，刘志丹鼓励大家说：“月亮都有时圆，有时缺，部队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不了什么！闹革命嘛，哪有一下子就成功的？失败了再干！咱们道理正，穷苦人站在咱们这边！”1932年陕甘游击队遭遇挫折，谢子长在子午岭勉励大家“革命总会有流血牺牲，只要不怕失败、不怕牺牲，一次不成，再来一次，老子不行，儿子干，儿子不行，交给孙子，最后的胜利总是我们的”。这种垮了再来、再垮再来的斗争精神，是陕甘红军经历苦难成就辉煌的成功密码。 
　　（四）务实的军事斗争，确立了根据地管用的建军策略。陕甘共产党人针对南梁地区山川交错、梢林茂密、能进能退的有利条件，探索形成了“梢林主义”的根据地创建模式。他们坚持发展陕北安定、陇东南梁、关中照金三路游击区，形成了在流动中求生存、求发展的“狡兔三窟”式的游击战术。毛泽东称赞说，陕甘革命根据地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了新天地，这招很高明。他们积极发展红军，又不失时机地争取白军，还注重灰色力量，改造土匪武装，为我所用，探索形成了具有陕甘特色的“三色建军”思想。比如，争取土匪头子郭宝珊加入了红军，由于他勇敢善战，被周恩来誉为中国的“夏伯阳”。正是由于陕甘共产党人坚持走井冈山武装割据道路，克服“左”右倾错误干扰，创出了武装斗争新局面。 
　　（五）建立民选的苏维埃政府，推行了得民心、顺民意的十大政策。在选举南梁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时，让不识字农民代表也能参与选举，实行了豆选，根据地群众说“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政府主席习仲勋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颁布实施了土地、财政粮食、文化教育等“十大政策”，深受根据地军民拥护和支持。在土地政策上，避免实行过火或“左”的做法，只没收地主及富农剥削来的土地，分给贫雇农，同时给地主富农留下维持基本生活的土地。而不像南方一些根据地那样实行“地主不分地、富农分坏地”的“左”倾做法，更不主张“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在经济政策方面，发行货币，开设集市，鼓励边区内外开展贸易往来，极大地丰富了物产供应，受到了根据地人民的称赞和响应。在文化教育政策方面，兴办列宁小学，颁布禁烟、禁赌，妇女放足等条例，开启了文明的新生活。这些政策全面系统、务实管用，打破了国民党的物资封锁，发展繁荣了当地经济，对巩固南梁革命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六）创造性地实行统一战线，为根据地生存发展营造了宽松环境。刘志丹说，“干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分力量，敌人就减少一分力量”。陕甘共产人一方面对极端反动的地主民团坚决消灭，比如，1928年春，刘志丹率部消灭了当地最大的反动民团孙敬福，把财产分给了贫苦群众。另一方面对同情革命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建立私下的和平共处关系，比如，与杨虎城、邓宝珊建立了长久的友谊；对哥老会则采取争取政策，建立友好关系，并成功争取了当地哥老会老大马锡五参加革命，他后来创立了马锡五审判法；对国民党开明人士、乡绅，则积极做工作、争取联合，比如，国民党中将韩练成始终记着与刘志丹等人的诚挚友情，多次秘密为我党传送情报；另外十分注意少数民族群众团结工作，规定红军战士到民族地区“不能吃猪肉，不准盯着回民妇女看”等。陕甘根据地的统战工作，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成为党的统战工作的成功范例。 
　　(七)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使革命根据地的生存与壮大有了坚实基础。刘志丹常说，“我相信，只要红军和老百姓一条心，再强大的敌人也不会吃掉我们，他们来多少我们就消灭多少”。刘志丹把人民当亲人，要求红军战士“离开时，要把驻地打扫的干干净净”，明确规定“侵犯劳苦群众利益者处以死刑”。谢子长在弥留之际说：“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情太少了”。“有事找仲勋”在陕甘群众当中广为流传；有次习仲勋和环县洪德乡贫协主席苟广德夜里下乡，苟广德脚受伤，是习仲勋背着走了好几里路去找郎中看伤。毛泽东曾评价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评价谢子长是“民族英雄”“虽死犹生”，称赞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由于陕甘共产党人坚定践行群众路线，群众成了真正的铜墙铁壁，陕甘革命根据地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八）不屈不挠的人文传统，为根据地提供了牢固坚强的革命条件。陕甘边和陕北是个革命的大气场，100多年前，一名叫史密斯的英国传教士在延安实地考察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中华文明进程中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与这个地方密切相关，有些甚至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的领袖都出生在这里。陕甘民众有着历史形成的不怕牺牲、勇敢剽悍、不畏艰险的品格，有强烈的斗争精神和保家卫国的传统。刘志丹等在南梁周边地区开展革命斗争时，这里的群众积极筹军粮、当向导、踊跃参军，认定红军就是人民的队伍。毛泽东曾在直罗镇战役总结时，对陕甘人民的支前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没有群众与我们一致，则隐蔽主力、搬运伤员、供给粮食都不可能做得这样好。” 
　　（九）当地特殊的地形和区位，为根据地开展军事斗争提供了有利的回旋空间。陕甘边和陕北地区千沟万壑，梢林遍布，不利于敌人大部队围剿作战。同时，这里距西安、兰州等省会城市较远，反动统治薄弱，开展游击战争，回旋余地较大。这些都为根据地的创建及发展壮大提供了时空条件。长征中的党中央和各路红军在这里落脚以后，有了山险及森林可依，攻则长驱直入，守则铜墙铁壁，同时有利于奔赴抗日前线。由此，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的最佳落脚点，是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必然。 
　　（十）出众的领袖风采和人格魅力，为根据地凝聚了广泛的革命力量。刘志丹是大爱的典范，他夫人同桂荣回忆说：“家里老人常说，刘志丹是个不知有家的人，他不知家，这是因为他心中有着大家，有着国家。”谢子长做到始终无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自责：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情太少了。习仲勋始终“只知有党，不知有其身”。陕甘根据地的许多领导人学识渊博、待人谦和、刚毅英俊，是老百姓眼中的血性男儿，凡接触过的人都会肃然起敬。有位双目失明老大娘的心愿就是“看看”传说中的刘志丹，当刘志丹站在她面前时，她激动地从头摸到脚、又从脚摸到头。刘志丹牺牲噩耗传来，根据地群众一片哭声，家家户户穿白戴孝，焚纸祭奠，山西中阳、陕北延安白布一时售罄。陕甘的这些领袖风范不仅激励着陕甘共产党人的斗争意志，也激励着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同敌人血战到底的坚强信念。 
　　正因为有了上述原因，才使陕甘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进而成为“落脚点”和“出发点”，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起承转合”的作用，使中国革命走出了低谷。从此，红旗不倒，从胜利走向胜利，直至解放全中国。

    （原文刊载于《学习与研究》202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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