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红军，鲜血溅红的队伍。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是由党中央授予正式番号，在中国西北地区最早建立的一支正规的红军部队。中共中央指出：“陕甘边苏区与红二十六军的创造，燃起了北方苏维埃的火把！”
　　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陕甘边区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指出：“应该清楚的提出，在积极地开展当地的游击运动中，创立新的红军的队伍及陕甘边苏维埃区域的任务。”6月下旬，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在讨论建立北方苏区议题时，会议专门研究了陕西工作，确定立即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又作出决议，明确提出：“在新胜利中创造陕甘边新苏区，成立英勇的红军第二十六军。”按照中央和陕西省委的《决议》指示精神，陕甘边区党和游击队立即投入到紧张的筹建红二十六军的艰苦斗争中。
　　12月18日，刘志丹、谢子长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南下陕西耀县照金地区，开辟新根据地。部队行进至淳化县境内时，接到陕西省委要陕甘游击队开赴宜君（今旬邑县）转角镇休整待命的指令。此时，杜衡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和中共陕西省委代表的身份来到部队驻地耀县衣食村。12月22日，杜衡主持召开陕甘游击队全体党员大会。23日，杜衡又在杨家店子主持召开游击队指战员代表会，对刘志丹、谢子长等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作出开除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党籍和军籍的错误决定。结果，对于改编陕甘游击队为正规红军，指战员无不衷心拥护，但对于强加给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游击队负责人的罪名并要撤职调离的做法，大家更多的是不满和反对。刘志丹、谢子长以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顾全大局，对战士们晓之以理，让大家服从党的决定，劝大家千万不能闹事，稳定了部队的军心和情绪。迫于压力，杜衡被迫撤销了开除刘志丹等人党籍军籍的处分，调整处分决定为：谢子长党内留党察看三个月，阎红彦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责令谢子长、阎红彦即刻去中央上海局受训。后来，中央上海局查明事实真相，撤销了杜衡给谢子长、阎红彦的错误处分决定。
　　24日，陕甘游击队开拔到宜君县转角镇（今属旬邑县马栏镇），在此举行了红军改编仪式。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陕甘游击队南下韩城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失利，部队由1500人锐减为200余人，无法实现中央《决议》提出的首先组成一个师的要求。杜衡只好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一个团，作为红二十六军的骨干。
　　选举共举行了两次，一次是在党内选举，一次是由军人大会选举。党内选举提出两个候选人：中队长曹胜荣和步兵大队班长王世泰。杜衡执意选定王世泰进入军人大会选举环节，使王世泰在军人大会选举中胜出，顺利进入红二团组织任命程序。对这样的任命，广大指战员迷惑不解，但敢怒不敢言，部分战士甚至表示要离开部队回家。刘志丹、谢子长以高度的党性原则，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全力影响部队服从省委的决定。谢子长还从党的利益和部队建设的实际出发，建议把刘志丹留在部队。
　　红二团建团伊始，全团200余人，枪150余支，战马60余匹，还有部分刀矛。会后，刘志丹留在了红二团，谢子长、阎红彦则被强令离开部队去上海“受训”。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刘志丹以革命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和职位高低，积极帮助王世泰开展工作。他为红军起草了《政治工作训令》《参谋工作制度》《红军纪律》《训练方案》《战略战术教材》等制度，尽一切可能来维护部队的团结。遇到战斗，则精心协助团长、参谋长拟定作战计划，指挥作战，争取打胜仗，减少损失。由于刘志丹的崇高品格和出色工作，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参谋长”。
　　红二十六军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西北革命运动进入一个新历史阶段，给国民党反动当局在西北的代表势力极大的震慑，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的政治影响，让陕甘大地上的劳苦大众看到了争取翻身解放的希望，更加坚定了广大军民战胜一切反动势力的信心和决心，为陕甘革命斗争走向胜利树起了一面鲜艳的旗帜。红二十六军成立以后，就开始肩负起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的重大使命。
　　(文章选自《南梁红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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