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南梁集市曾经是一个热闹的去处。
　　南梁地区因为盛产羊皮、羊毛、大烟等土特产，所以一直有集市贸易的传统，外地商人也有来南梁进行交易的习惯。但是，历史上的集市都是一些简单的实物和商品交换，还不具有调剂余缺、互通有无的功能。这样的集市，在清朝同治年间之后就逐渐消失了。
　　在陕甘边苏区设立集市，是从照金根据地开始的。1933年4月初，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照金成立后，为了解决红军吃粮问题，革命委员会便在薛家寨下面的亭子沟设立了集市。在集市上，红军坚持公平买卖的原则，实行“先让群众买”的规定，很受群众欢迎。每天到了散集时，红军就把剩下的粮食、蔬菜全部买下。这样，不仅为山寨上的红军解决了吃饭问题，也极大地方便和活跃了根据地的经济。
　　战斗在第一枪打响之前是由军需官、粮草官决定的。自古以来，战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后勤战、补给战和装备战。南梁集市是刘志丹、习仲勋等人着眼发展根据地经济，解决穷苦群众生活困难和军事斗争需要而大胆实践、成功探索的产物。
　　1934年2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恢复成立后，为了繁荣根据地的经济，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在南梁的荔园堡设立集市，设法与白区通商，规定农历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日。刘志丹说：“打仗为了和平，有了和平环境，就要建设，就要帮助农民搞好生产。”
　　为了把集市巩固下来，边区政府组织秧歌队、社火、皮影戏班子在街道演出，宣传群众，扩大影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每逢集日，南梁荔园堡方园几十里的群众纷纷前来赶集，买卖牲畜、家具、山货、布匹、鞋、粮食、鸡蛋、小吃及其它生活用品，农村日常生活用品在集市上基本都能买到，集市贸易呈现出一派生机繁荣的景象。习仲勋经常带着蔡子伟等人到集市上与群众聊天，了解交易情况，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当时，边区政府采取休养生息的安民政策，不向老百姓征收任何捐税，群众买卖自由，集市秩序受到红军的维护，群众的物资交流又方便又安全，集市贸易真正起到了促进边区经济流通的作用。
　　集市刚设立起来后，白区商人来赶集做生意的不多，只是少数过去在这一带做买卖和在苏区有熟人的商人前来交易。习仲勋摸清情况后，指示边区政府对白区商人实行欢迎保护的开放策略，吸引他们来南梁做生意，将苏区的山货和畜禽等廉价卖给他们，又通过他们把苏区缺少的布匹、纸张等物资想办法运进来。习仲勋主动与白区来的商人交朋友，请他们到刘志丹的家里吃饭做客，商谈边区和他们做生意的事。通过多种措施，白区来的商人渐渐多起来。逢集之日，根据地人民主要是卖熟米、细粮、马料，并出售用蓝布做的鞋，每双可卖1块大洋。白区商人运来各种布、纸、油墨、盐等物品。据估计，经常活动于陕甘边界及南梁地区的外地商人约五百多人。这样，既保证了部队、机关的供给，也满足了当地群众调剂余缺和购买生活用品的需求。
　　有一个白区商人，第一次来到南梁做生意，见了一个站岗的红军战士就塞纸烟和钱，红军战士把钱摔到地上，气愤地说：“糟蹋人！”商人吓得不得了，心想是给得少了？刘志丹和习仲勋闻讯后，赶快派干部去向这位白区商人道歉，说明道理，并当着商人的面批评战士不懂礼貌，说：“应该讲明红军的纪律，再退钱，这样鲁莽是不好的。”商人连连说：“我不知道红军纪律这样严明，这样我们商人还怕啥哩。”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传遍了白区，无形中起到了宣传红军的作用，许多白区的商人因此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逐渐变得同情革命，一些商人甚至冒着杀头的危险为苏区送货。红区与白区间的经济交流一天比一天活跃，也带动了根据地的生产。敌人虽然企图封锁边区，但封锁不住，商人还是千方百计地到苏区来交易。一些进步的商人甚至还设法把钱塞进国民党有关当局的腰包，打通来边区的关卡，为白区商人来苏区做生意提供方便。
　　有一段时间，荔园堡的集市交易活动冷落了下来，出现了一个低潮，集市来的人不少，但做生意的却不多。习仲勋通过调查，摸清了原因：“原来，群众吃够了国民党钞票的苦头，今天到手的票子明天就不顶用了；那时，我们边区政府还没有自己的货币，银洋和实物又不便携带，这就给经济流通带来了困难。”为了稳定市场，繁荣边区经济，刘志丹、习仲勋决定在寨子湾附近的东沟设立政府银行，在张岔的油房沟设立造币厂，印制发行货币，建立南梁政府自己的金融货币体系。没有印刷机器，就刻制木版印刷货币；没有纸张，就用粗布代替，制成布币。为防止布币退色，在印刷好的布币上刷上桐树油，又柔软又透亮又耐磨。缺乏技术人员，刘志丹就大胆起用弃暗投明的原国民党庆阳县第四区区长高名山。高名山带领其他2名工人就地取材，用手工制成了精美的布币，用木板刻制货币的面额、图案，再套色印在白老布上。票面分为一角、二角、五角和一元四种，印鉴有红色、蓝色。共印制了5000元，发行了3000元，群众称布币为“苏票”。
　　为了打消群众和商贩的顾虑，边区财政委员会在集市设立了四个兑换处，一元“苏票”兑换一元银元。开集时，群众和商贩拿银元换成布币；集散时，再拿布币换回银元。苏票虽然发行数量不大，但价值很高，花一角钱能买到很多东西，而且币值十分稳定，有着良好的信誉，受到了老百姓的赞赏和拥护。行军打仗的红军战士更愿意兑换苏票，缝在衣角里好保管携带，回家的时候交给父母。在国民党的钞票不时贬值的情况下，苏票在市场上渐渐站稳了脚跟，集市又活跃起来，同时还让国民党的货币逐渐退出了边区市场。习仲勋高兴地说：“有了货币，经济搞活了，物资广为交流，干部用上了手电筒，战士用上了洋瓷碗。”苏票的发行，促进和繁荣了苏区的集市贸易，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苏区内部所需的物资源源不断地从白区运进来，也使根据地内部的土特产品及时地运往外地。当时，南梁集市有“西北第一集”的美誉。
　　就连国民党的报纸也称：“刘匪子丹，在所谓陕甘边革命区内，十分注意恢复经济，解决穷人吃饭问题。用军保民，用民养军。我们剿共，如忽略了经济，即一切组织，均不能确立。有好的斗士、好的办法，亦不能发挥效力。”《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也著文说：“分大地主的土地与羊子给农民，反对捐税，反对派款。因此，在消极方面，取消了民众的负担，积极方面增加了民众的所有。以实际利益为前提的民众，当然赞成刘志丹的主张，而愿为之用命。再加以刘志丹之组织，使民众更不得不为之用。更经数年来赤化教育之结果，民众心中，只有苏维埃、瑞金、莫斯科、列宁、斯大林等，而不知有西安、兰州、北平、南京等名词。某县长曾在合水以东召集民众训话，数次申传，到者寥寥。而苏维埃召集开会，则二十四小时之内，可以立刻齐集数百里以内之民众。”
　　设立集市、发行货币、实行搞活的经济政策，是南梁革命根据地得以发展、巩固和扩大的最主要因素之一，也为我们党局部成功执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本书由欧阳坚任编委会主任；陈青、贠建民任编委会副主编，本文由杨维军撰写）
　　来源：《南梁红色故事》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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