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梁红色故事》选登】两当兵变
时间：2020年12月3日（）来源： 作者： 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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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变，杀出一条血路。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流传于甘肃当地的一首民谣，深刻描述了劳苦大众的苦难：
甘肃封建割据，股头统治人民，
搜刮剥削，苛捐杂税。
官兵变土匪，土匪变官兵，
民不聊生，十室九空。
1930年初，为拯救人民苦难，壮大红军力量，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调派得力同志到中心部队中去”，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条件成熟时发动兵变或武装起义。两当兵变就是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发动的一次武装起义，习仲勋是两当兵变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数十年后，习仲勋曾回忆说：“那时没有最大的牺牲决心，是不能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的，因为我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以共产党嫌疑被捕押过的人，这样的人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干事，对敌人说来是多么危险，多么引人注目。一经被查获，就是处死，我之所以能在这时去敌军搞革命活动，主要原因是我在出狱之后一年多的农村生活，使我亲身体会到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以及旧社会极端黑暗的情况，激发了我的革命勇气，不管多么艰苦，就是下决心要革命。”
自古英雄出少年。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1926年5月，在县立诚中学高小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0年春节后，受中共陕西省委的委派，年仅16岁的习仲勋，抱着革命到底的决心，到驻长武亭口镇西北民军总司令甄寿珊部所属第一师第二支队搞兵运斗争。
习仲勋只身到达长武县后，通过老乡唐福亭的引荐，与第二支队司令王德修会面。王德修最初让习仲勋担任支队通讯排长，后来被任命为二连见习官，主要职责是承担全连粮油副食采购与供应。习仲勋很快与在该部从事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李秉荣、李特生、田光烈、孙一君取得了联系。3月下旬，李秉荣、李特生和习仲勋组成党小组，由李秉荣负责，商定从关心士兵日常生活入手，发动士兵进行反对打骂、按时发饷和发鞋袜等日常斗争，在士兵中发展党员，逐步将党的工作推向全营。不久，中共陕西省委又派吕剑人、刘书林、陈云樵等中共党员来到该部，进一步加强党领导兵运工作的力量。
1930年11月，王德修所在西北民军被国民革命军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收编，编为陕西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旅长为苏雨生，二营营长为王德修，习仲勋任二连特务长。经过半年多的工作，习仲勋、李秉荣、李特生在全营发展党员30多人，在各连建立了支部，并成立了营的党委会，李秉荣任营委书记。后来，营委书记由一连特务长李特生继任。1931年初，习仲勋任营委书记。
1931年夏，王德修营移驻彬县时，旅长苏雨生背叛杨虎城，二营在跟谁走上面临选择。习仲勋认为，杨虎城具有进步倾向，而且部队内始终有中共秘密组织存在，二营如果留在杨部，有利于保护党已经培植的革命力量。遂向王德修建议，不要跟着苏雨生走，王德修接受了习仲勋等人的建议。这是一个正确的抉择，苏雨生很快跨台，王德修部随即改编为杨虎城部陕西警备第三旅第二团第一营，旅长为唐嗣桐，二团团长为曹润华，王德修任一营营长。唐嗣桐和曹润华都是坚定反共分子，是兵运工作的障碍。期间，习仲勋家乡一位叫刘玉琪的民团头目也来到该旅任高级参谋，发现习仲勋后就向唐嗣桐告密，说习仲勋曾参加过学潮。习仲勋被传到旅部问话。唐嗣桐问习仲勋为什么来军队里干事，习仲勋机智地回答道：“农村环境不好，容易染上坏习气，到正规军队干事，过有纪律的生活，使自己有所进取”。唐嗣桐未探出究竟，但威胁说知道了习仲勋的底细。之后，唐嗣桐密令全旅严防“反动”分子活动。团长曹润华更是频繁调换连队干部，致使兵运工作更加困难。
习仲勋等人一直在寻找进行兵变的机会。1931年秋，中共陕西省委派焦维炽来该部巡视工作，商榷举行兵变事宜。习仲勋等人认为条件不成熟，未执行省委指示。此年冬，陕西警备三旅二团奉命开往凤县及甘肃省两当、徽县、成县一带与川军作战。战后，王德修营营部和一连、机枪连驻凤县县城，二连驻双石铺，三连驻两当县城。这时，省委派李杰夫来巡视工作，他力主发动兵变，习仲勋等人认为举行兵变力量孤单，无外部力量的配合接应，极有可能失败，在营委成员的一致反对下没有执行。其间，在党组织的发动下，士兵开展了多次反压迫斗争，人心思变，斗争的情绪高涨。
翌年春，杨虎城命唐嗣桐旅一营由陕西凤县开往甘肃徽县，与二营互换防地。3月的陕西省西部和甘肃省陇南山区，春寒料峭，寒气逼人。而一营士兵衣服破烂不堪，有的甚至连鞋袜都没有，且士兵大多是陕西生亁县、彬县人，所以一股抵制换防的情绪在全营蔓延开来。习仲勋敏锐地发现，兵变时机已经到来，随即主持召开营委会，讨论兵变具体事宜，并派人立即赶赴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陕西省委同意该营在换防中择机举行兵变，并派刘林圃担任特派员前往具体指导。
刘林圃到达凤县的当天晚上，习仲勋即在双石铺镇丰禾山古庙内主持召开营党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委指示，部署兵变行动。最后确定，由刘林圃协助营党委领导兵变，利用换防之际，在一营发动兵变，地点定在两当县城，兵变后把部队带到刘志丹领导的陕甘边苏区，部队番号初定为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
4月1日黄昏，部队抵达两当县城。晚九时，营委扩大会议如期在县城北街一个骡马店召开。会议推举许天洁为兵变军事行动总指挥，兵变时间定在午夜零时。会议决定，以许天洁鸣枪为号开始行动，各连党员先将一、二、三连的反动连长处决；明确了吕剑人、高瑞岳、左文辉、张子敬等骨干分子的任务；要求各连、排在完成任务后，迅速将队伍带到北门外窑沟集合。
午夜零时，兵变准时进行。各连负责兵变的同志按既定计划行动，迅速击毙反动连长，收缴枪支。其间，吕剑人带一连士兵包围了机枪连，因该连已有防备，以猛烈火力抵抗，机枪连阵地久攻未破。营长王德修听到枪声后，仓皇翻墙逃走。鸡叫时分，3个步兵连共300余人在各连负责人率领下，迅速撤到两当县城北门外的窑沟集合。见各路人马均已到齐，刘林圃站在高处大声向战士们问到：“愿不愿意当红军回陕甘边找刘志丹去。”战士们齐声高呼：“愿意！”此时，天已拂晓，兵变部队沿广香河向太阳寺方向北进。
2日上午，兵变部队到达两当县境北端的太阳寺，营委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刘林圃宣布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许天洁任支队长兼第三连连长，刘林圃为支队政委，习仲勋为中共队委书记；任命吕剑人为一连连长，高瑞岳为二连连长，左文辉为三连副连长。出发前，刘林圃、习仲勋和许天洁分别作了动员讲话，阐明了这支队伍的性质和宗旨。
下午，陕甘红军第五支队从太阳寺出发向北前进。趟过渭河后沿陇县边境向东挺进，沿途与国民党军、地方民团作战多次。在甘肃省灵台县蔡家河东梁与国民党杨子恒部遭遇后，发生激战，前进方向受阻。为了保存实力，第五支队转入麟游县以北的崔木。在蔡家河，支队开会决定，派吕剑人（吕是亁县人）、刘林圃前往亁县找熟人关系，把部队带到有中共组织的驻亁县刘文伯部暂渡难关；派习仲勋、左文辉去长武县亭口镇侦察有无敌军，打探泾河渡口船只情况，设法与刘志丹率领的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由许天洁、李特生把部队带到麟游和永寿两县交界的岳御寺休整，等待两路情况回馈后，再决定部队行动方向。
但是，由于对岳御寺一带情况不明，许天洁、李特生带领的第五支队误入大土匪王结子的地盘，被土匪团团包围，激战数小时后，弹药消耗殆尽，支队伤亡惨重，部队最终被打散，与刘志丹红军会合的计划只差渡过泾河一步而落空。
两当兵变失败后不久，刘林圃被捕遭到杀害，吕剑人、许天洁被捕后判刑，直至1936年底经党组织千方百计营救才出狱。听到部队被打散后，习仲勋又急又累，病倒在亭口。三个月后，习仲勋病愈后辗转回到渭北苏区，在照金杨柳坪见到了陕甘游击队班长王世泰，两人深入地交流并总结了兵运失败的教训。
王世泰晚年回忆说：“这次见面，使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对仲勋这位战友和兄弟打心里佩服。他虽然年纪轻轻，却承担着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重任，他能在短短的几个月搞起一个营的兵变，其中所付出的心血和代价是常人所不能够的。在我们同代人中，他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
血雨腥风应有涯，人间遍种自由花。两当兵变是中国共产党在驻甘肃国民党部队中发动的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军事斗争行动，兵变虽然失败了，但唤起了陇原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政治觉悟。两当兵变影响深远,受其影响，在1932年4月至1933年4月的一年里，甘肃境内先后发生了靖远、西华池等十多次武装起义，掀起了陇原大地的革命风暴。
习仲勋对两当兵变的总结是深刻的:“两当兵暴是一次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的革命暴动。之前，我们进行了一段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其方针是比较正确的。兵暴失败的教训也是沉痛的。一是没有与农民运动配合，没有创造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如果当时就在凤翔一带山里坚持游击战争，情形就会不同。二是政治上的联合政策还懂得不多，没有和当地的哥老会、有进步倾向的军队、民团搞必要的联合，有时走到一个地方，连鸡狗都跑光了，往往陷于孤立。三是对动摇分子没有及时遣散。四是旗帜不鲜明，兵暴后仍打着白军的旗帜，没有提出明确的口号，群众不了解，失去依靠。”
来源：《南梁红色故事》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