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在陕甘地区高举工农武装割据的旗帜，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是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是“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其间形成了伟大的南梁精神，饱含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 面向群众、忠诚为民的奋斗精神是南梁精神的核心。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者最为鲜明的特点，就是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休戚与共。刘志丹参加革命后说，“我要使全中国人民都过上好生活”，老百姓称其为“咱们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啊！”。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在穷人中间，他的名字带来了希望，可是在地主和老财中间，他成了惩奸除恶的天鞭。”1936年4月，刘志丹牺牲的噩耗传出后，陕北高原为之震动，红军战士、战马都穿白戴孝，中阳县一时白布为之一空。谢子长被群众称颂为“谢青天”。在革命斗争中他经常告诫部队的指战员，“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时刻不能忘了老百姓，不论走到哪里，都要爱护他们，给他们办好事，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目的”。因此，老百姓认定打红旗的“老谢”的队伍是为贫苦人打江山的！谢子长临终前说：“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习仲勋在革命生涯中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21岁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时，制定并实施了具有开创性、前瞻性的“十大政策”，处处体现着一心为民的思想光芒。所以“群众信任他，把他看做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习仲勋终其一生赤胆忠心为人民谋福利，被毛泽东誉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才成为中国革命发展和进步的脊梁，成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同样也正是因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一心为民的精神和决心，所以才成为陕甘民心所向。在创建革命根据地最严酷的时刻，陕甘人民以血肉之躯铸就铜墙铁壁，誓死捍卫革命根据地。由于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中国共产党在北方高高擎起开展武装割据的大旗，使陕甘星火犹如耀眼的火炬迅速呈燎原之势，终使西北成为中国革命战略转移的重心。 近10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无论是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还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从闹革命开始一心为民“要使全中国人民都过上好生活”，到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遵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最重的位置，诠释的是“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理念，以及“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 坚守信念、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是南梁精神的灵魂。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者最为本质的特点，就是坚定的政治信仰和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忠诚于党、为党尽忠。刘志丹在入党誓言中写道：“加入党，就要为共产主义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表现了刘志丹大无畏的革命牺牲精神。他的好几位亲属都被敌人杀害，两个幼子由于战时恶劣环境都不幸夭折。1936年东征前刘志丹对夫人同桂荣说：“我这次上前线，是再次去为我的信念而奋斗，又一次表白我对国家、对人民、对党的忠诚，为救国救民我可以贡献出一切。”谢子长在入党宣誓时说：“我把一切都交给党了，我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1934年8月，谢子长在战斗中负伤，但在国民党“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关键时刻，他带伤主持陕北工作，致使伤情恶化，不久便与世长辞。习仲勋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童年时期他树立了改造社会、复兴中华的理想。少年时期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他投身革命，在革命处于低潮、身陷囹圄时，铁窗映丹心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出生入死、百折不挠，是怀抱“最大的牺牲决心”的坚定革命者。南梁革命烈士纪念碑上镌刻着609名烈士的名字，而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牺牲的革命志士远远不止这些，还有很多很多不知道姓名的烈士，他们虽然是无名的英雄，但却在后人心中筑起一座永远屹立不倒的丰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强调“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面对当前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发展环境，我们要向革命先辈学习，牢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牢记革命理想和革命宗旨，继续高举革命旗帜，弘扬斗争精神，努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坚持不懈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立党为公、顾全大局的奉献精神是南梁精神的特质。在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历程中，当时的共产党人坚持高度的党性原则，牢记宗旨、革命为先，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以身作则、团结共进，以肝胆相照、海纳百川的精神，凝聚起强大的向心力和战斗力，经受住了种种严峻考验。 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者最为集中的特点，就是为了革命忍辱负重、顾全大局。1935年2月，谢子长在病危之际，为了陕甘革命的长远发展，将自己耗尽全部精力和心血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托付给刘志丹，这种志同道合、肝胆相照的革命襟怀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立党为公、顾全大局奉献精神的真实写照，也是南梁精神的内涵所在。1935年10月初，陕甘错误肃反中大批党政军干部被逮捕关押甚至被杀害。当时刘志丹面对逮捕自己的命令，依然自行前往。在刘志丹牺牲60年后，同桂荣在回忆文章《离别时分》中写道：“他牺牲前还戴着‘右’倾的帽子，在这点上他一定很惋惜，可是他仍然承受着压力而奋勇去战斗！正如他平常所说：‘我能忍受一切，都是为了救国。’”错误肃反开始时，习仲勋被捕前有同志劝他躲一躲，他说：“把我杀了，我也不能走。”被关押期间，有人暗示习仲勋可以帮助他逃跑，但他只回答了四个字：“为党尽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正是习仲勋大局意识、担当精神的写照。 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陕甘共产党人，在创建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斗争中，始终不计得失，以革命大局为重，始终如一坚定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正是靠着“只知有党，不知有其身”的忠诚品格，才使陕甘红旗不倒、革命根据地屹立不败。 求实开拓、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是南梁精神的精髓。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开始创建和发展的，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人立足陕甘实际，实事求是处理一系列革命中的重大问题，坚持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实践。 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者最为可贵的特点，就是既坚持真理，又勇于探索。第一，创造性运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走出了一条具有陕甘特色的革命道路，创建了“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第二，陕甘地区共产党人以农民阶级为革命主体创造性开展革命斗争，创建了新型革命政权——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自此陕甘边区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启了党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局部执政的历史，为党在全国执政作了先期性的实践探索。第三，陕甘地区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开展统战和思想工作，为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群众基础，也为初到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党中央确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提供了很好的历史借鉴。第四，陕甘地区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形成了“三色”建军思想（即白色，派人做争取国民党军队及民团的工作；灰色，派人做土匪武装的工作；红色，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这是陕甘革命武装斗争队伍能够不断壮大、战斗能够不断取胜、根据地能够不断巩固和扩大的原因所在，是我们党富有独创性的战略思想之一，是陕甘革命斗争胜利的根本。第五，陕甘地区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探索出了“狡兔三窟”军事战略布局和根据地创建模式，是根据地在流动中生存、发展的关键，是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中又一开创性的治军思想。毛泽东赞赏刘志丹创建的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这些探索和创新，既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产物，也是求实开拓、敢为人先的结晶。1943年4月23日《解放日报》评价说：“刘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到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实践于西北，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使根据地立于不败之地。” 党的事业百炼成钢。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在南梁精神的激励下，不断跨越前进道路上新的“娄山关”“腊子口”，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续写新时代的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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