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甘肃省委员会盟员、金昌海关许志恒反映，目前，全球出现的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国家安全的，远不止一种新冠肺炎病毒。全球已发现传染病 1000 余种，我国有 360 余种，主要包括鼠疫、霍乱、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国际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公布的 100 种破坏力最强的外来入侵物种中，约有一半已入侵我国。当前，来自自然界的生物安全危险主要包括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有害物种、耐药微生物、因生态环境急剧变化而对生物多样性的侵害等；来自人类的生物安全风险主要包括人工合成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漏洞、人类遗传资源安全、生物恐怖行为、生物武器威胁等。突发重大与特大传染病、动植物疫情等的全球化快速传播，已成人类生命健康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2018年美国发布《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明确提出“生物威胁是美国面临的最为严重的威胁”，并认为生物威胁具有持久性、多样性、无边界性等特点。美、澳、德、法、英、俄等国目前已把防范境外生物安全风险输入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实时更新其全球风险监测和应急响应机制。在我国，城市群、都市圈聚集越来越多的人口和经济活动，一旦“出事”，可能就是大事。但到目前为止，相关部门还没有建立起生物安全全球监测与预警体系，不能系统性监测和预警境外突发重大传染病、农业生物安全、进出口生物安全、有害物种入侵、生物恐怖等风险。究其原因有：

一是国内各部门对全球重大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的信息和数据，没有常态化共享机制。

二是一旦境外疫情到达国门口岸，口岸生物安全监管涉及到的海关、边检、机场、港口、航空公司、船公司等多个主体，相互之间信息和数据也不共享，造成掌握疫情信息的监管部门不掌握人员信息，掌握人员信息的部门不掌握疫情情况。尤其是对来自疫区并采用多次中转方式入境人员、或者更为隐匿的输入性疫情风险难以提前布控，形成风险漏洞。

三是我国海关主要采用抽查模式，难以全覆盖、全过程精准监测人员和动植物、相关物品。来自疫区的人员和物品在抽检模式下难免有“漏网之鱼”。

生物安全风险在全球的分布有不同的特点和规律，地域性较强，如对“埃博拉”病毒的监测重点区域是非洲地区。生物安全风险对我国的输入，也会因各地不同的生态环境、气候特征、饮食偏好、产业特点等不同而呈现不同特征。因此，不同城市、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应各自建立生物安全风险监测和预警体系，有条件的先动起来。但整体而言，我们建议要全国统筹，尽快建立国家层面的预警体系。

为此，建议：

   一、建立生物安全的国别法律库、国别标准库，其目的是要建立起自动比对和识别机制，实现对风险监测评估从定性向定量的转化。在对境外生物安全风险监测与数据挖掘方面，通俗来讲就是使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手段。对全网数据和信息进行多语种实时监测，并与标准、法规、专家知识及历史数据进行智能化比对、数据挖掘，实现生物安全风险智能分析、风险警示、热点跟踪和统计分析、疫情扩散预测、流行病学研判，形成生物安全风险的提前研判与预警。

    二、加强制度建设。一是建立国家生物安全风险报告制度，设立统一的预警电话和邮箱等，鼓励通报海外疫情的苗头性信息情报，并实行重奖制度。二是要构建生物安全风险数据的国际共享机制。在习近平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及时交换一手情报和信息，共同抵御人类安全威胁。

三、应尽快建立境外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信息共享机制。可指定一个部门牵头负责信息共享机制性平台建设，确保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应用于口岸检验检疫，御风险于国门之外。

四、建立健全口岸生物安全风险防控的协同机制，彻底改变口岸对生物安全风险防控“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现状。

五、由海关总署牵头，加强配备相关专业化科技手段，协同边检、市场管理、农业、卫生健康等监管主体，机场、港口、船公司、航空公司等企业主体、公众、媒体、检测机构等监督主体，国外相关政府部门等来源地管理主体，建立跨领域协同机制，及时整合防控与应急救援力量、资源，优化防控与应急救援流程，及时聚合相关疫情情报，推进口岸公共卫生安全治理多主体数据共享，推动多主体、多环节的监管协同。

六、可利用区域一体化机制，在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先行一步，建立“先行先试版”。以长三角为例，对生物安全的防范不仅涉及本区域，还应建立长江经济带生物安全屏障的重要关卡，可率先建设全球生物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全球生物安全风险大数据感知重点实验室（平台），建立和健全区域间、部门间协同防控体制机制，服务本区域，服务我国自贸区体系，进而服务全国和全球。

来源：宣传信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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