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刚读小学六年级。在学校组织的秧歌队里我雀跃、欢歌，高兴地庆祝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当时听大人们说，开国大典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国家领导人，都是由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选举出来的。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政协。政协是建国初期国家最高的权力机构。

其后在新中国教育体制内，我从小学毕业，读了6年中学，上了5年制的工科大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力日渐强盛，我也在新时代的光辉下历练、成长。

1961年9月，我被分配到一所工科院校当助教。在教研室的政治学习中，我逐渐知道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之间的关系；知道了1954年人大制定的《宪法》与1949年政协制定的《共同纲领》之间的渊源关系，以及政协在国家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在其后的30年工作中，一直埋头于教学与科研工作，从不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但对政协委员中的知识界名人，却一直是关注的。

1991年3月，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省民主党派任职政府部门的第一个人选，我被任命为省监察厅副厅长，并应邀参加了政协的活动。此后在政协的光辉照耀中，我在政协参与了18年参政议政工作。政协是一所大学校，培养教育了许多各个界别的人士参与“国是协商”，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

1998年3月，我参加了第九届全国政协会议，并被选为常务委员。2003年又被选为十届全国政协常委。10 年间，我和甘肃省的全国政协委员，共同为中国西部和甘肃的全面发展做了大量的调研与建言，通过提案与发言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履行了政协委员的职责。记得当时委员们关注的有，甘肃的荒漠化问题、祁连山雪线上升与水源涵养问题、敦煌月牙泉泉水下降等生态保护问题，呼吁并促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并同提出 “西部大开发”为“大西部开发”的委员进行辩论，批驳他们认为西部投资收益为零的谬论。

2007年3月11日，在十届全国政协第五次全体大会的口头发言中，我以“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掘并研究龙文化之根”为题，在人民大会堂的讲台上，根据甘肃大地湾考古与伏羲文化传承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双双重合的事实，提出了中华文明8000年的立论。12 年过去了，“中华文明8000年”的立论得到了海内外华人越来越多的支持与认同。同时，这一立论也取得了更多的考古成果与理论研究的支持。特别是“中国版史前文明标准”的提出，为8000年的中国文明史建立了理论基础。这是新时期中国人文化自信的成果之一，也是政协参政议政、建言立论的成果之一。

从建国之初的12岁少年起，政协的光辉照我走进过了70年的岁月。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人民政协！教育培养我，为社会能做一点贡献。

（作者系第七届省政协常委，第八、九届省政协副主席，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

来源：协商报

上篇：

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