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政府参事、民盟甘肃省委员会原副主委车安宁反映，早在上世纪80年代，费孝通、钱伟长等知名人士就提出了以黄河上游的兰州、西宁、银川为纽带，建立经济开发区，辐射和带动这一流域内多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强和促进民族团结的设想。对此，他们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和调研，并曾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过专题报告。当时的甘肃、青海和宁夏三省区的党政领导班子也对设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高度关注，热情很高，多次在三省区之间组织过学术讨论和协商并向中央提出相关建议。但许多年过去，国内许多经济区都有大的发展，而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还只是一个概念、一张蓝图，并没有实质性的推进，如今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被渐渐淡忘了。

他认为，导致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长期搁置的原因有区域内城市规模不足、交通不发达、西北地区生态脆弱、出口和消费不足等原因，也有当时经济政策和体制机制的问题。但伴随着近30年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黄河上游区域各种条件也发生了巨大和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西部大开发加快推进、国家级新区兰州新区以及宁夏、青海等省区经济社会的加快发展，上述的制约条件和因素有些已经发生了巨大甚至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应当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形势下提出的“一带一路”举措，重新审视和规划这个经济区，并将其赋予新的外延和内涵，融入新的国家发展战略之中，使之成为“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他认为，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对西北地区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一是可以以中央指导下的各项政策，统一规划和布局西北几个省区的共同开发与发展，促进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缩小与中东部地区的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同时可以夯实“一带一路”向西延伸的后方基础；

二是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加快推进，可以逐步实现中东部地区部分产业的西向迁移，拓展西部地区的国土资源利用，为中东部地区“腾挪”出更大的发展空间，从整体上扩大我国的发展空间和战略纵深；

三是带动人口向西部地区自然迁徙，提高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和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并拉动西部地区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

四是有利于推动和带动多民族地区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促进多民族的团结与进步，有利于西部边疆的稳定，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西北地区交通、城市规模、贸易等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重启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建设的条件已经相对成熟：

一是兰州、西宁、银川这三个龙头城市历史悠久，都是古丝绸之路不同路线上的要道和节点重镇，省情、市情多有相似之处，也都是现今融入“一带一路”的节点城市，各自有其发展的特点和优势。兰州市打造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黄金段，银川近年来还开通了网上丝绸之路等。

二是这一区域内铁路、公路、航空等交通条件的极大改善，实际上不仅缩短了三座城市间的距离，同时也将其周边城市的互通条件大大改善，互联互通的交通网格已经初步形成。且这一区域内同时具有土地洁净、广阔，日照充足，能源富足，劳动力价格成本低的优势。

三是经过多年的发展，这一地区得到了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一定的经济、文化和基础设施的实力。特别是贫困人口大大减少，脱贫压力减轻。

为此，他建议，我省联合宁夏、青海，积极向国家申请重启设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争取早日获批，实施建设。同时，他认为在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规划建设中要注重以下三个方面问题：

一、在规划中要注重体现三省区、多城市互动互联，平等互惠，扬长避短，照顾各自的优势和利益，立足当地，重点发展各自的优势产业，不求多，但求精。

二、要体现生态文明理念，坚持生态建设为先的原则，充分认识黄河上游地区在我国生态保护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在规划建设中重点发展现代旅游业、现代农业、现代牧业、清洁能源和多民族文化产业。

三、要体现向西开放原则,将其发展融入“一带一路”的大规划之中，立足当下，兼顾长远，使其成为“一带一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发展典范。（本文系《甘肃政协信息》2018年第44期，报送全国政协和省委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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