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本月初有媒体刊发国博文献文物图片惊现潘家园的报道后，引起读者热切关注。对此，本报进行了追踪—— 

　　近来，京城收藏界抛出一颗“炸弹”，中国收藏家协会报刊收藏委员会副秘书长秦杰向媒体爆料称，2007年春节前后开始，北京潘家园市场上陆续出售一批从国家博物馆散出的历史文献和文物图片。秦杰称，此次是“整批量、大规模的流失，数量之大、内容之繁、精品之多、图片之美、文献记载之全，令人咋舌。”
　　此时正值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施工阶段。自媒体刊发秦杰爆料后，该消息在民间不胫而走。4月5日，国家博物馆最终通过官方网站发表声明称，“我们可以负责地讲，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文物、文献、档案在此次搬迁过程中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无一流失。”
　　疑问顿时暴露:是秦杰在为自己的收藏炒作？还是国家博物馆在掩饰自己工作的疏忽？
　　藏家展示国博遗失“文献、档案”
　　4月5日，秦杰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将向媒体一件件出示藏品，届时还将现场拨打110，向公安部门报案。
　　4月6日，潘家园市场办公室二楼聚集了京城各大媒体的记者。秦杰在与记者座谈表明意图后，向媒体展示他收藏的3000余件藏品。
　　在展示藏品前，秦杰呼吁全力抢救分散、流失的国家博物馆遗失历史文献和文物图片资料，“对此，国家《文物保护法》和《档案法》都有明确规定，对于到底是不是国家博物馆遗失出来的，我不想用过多辩论的语言。”秦杰说，“‘谁的孩子谁抱走’，这些资料的‘腰’上都写着有‘孩子’的名字呢。”
　　6日上午，在向记者出示藏品前以及展示过程中，秦杰并没有拨打110报案。
　　他出示的第一套藏品是74件海外遗珍资料卡片。一个写有“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保管部”的信封里装有日本所藏匈奴时期文物的照片及底片等等，包装袋上标注有照片及底片的名称。
　　第二套藏品是《中国革命博物馆提供复制品凭证》。“这部分，我只抢救了1/10。”秦杰说，这里涉及我国第一代、第二代国家领导人以及部分文物复制品的重要流程。他同时提醒记者注意其中一份资料上的年款:“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廿一日。”他说，这一年，南京军区政治部举办大型展览，进行党史和军史教育，申请部分文物复制件，这部分资料有明确申请单位的名录和调出手续，涉及文物的范围、品种、金额和数量。
　　第三套藏品是1963年全年《中国革命博物馆提供文物凭证》。秦杰说，这是文物管理的凭证，上面有当时库房主任、部门主管主任、副馆长的签名，见证了几十年前当时文博工作人员的责任心以及当时文物管理的严格手续。
　　在接下来展示的建筑材料图片中，有530余件高光情况下拍摄的唐宋明时期的书画作品照片，秦杰称是他从香港人手中以3倍的价格追回的，“我藏的书法部分相当于流失的1/20。”此外，一份“单于天降瓦当”不仅拍摄了瓦当全图，而且标有原始尺寸。秦杰说，这在收藏界都知道是135底片，属于上世纪80年代以前物品，是苏制相机拍摄，那时只有照相馆里才有。另一份西汉“长乐”瓦当，有3张底片。“这是为了存底，说明有的拍摄清晰度不够。”
　　记者发现，大部分资料的包装上大都印有“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字样，此二者确系国家博物馆的前身。
　　其中一份标有“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研究室”的包装里有一张付振伦与章太炎先生的合影。秦杰说，照片有明确的日期:1982年2月25日，标明是旅大师范专科学院寄来的，付振伦先生当时是该馆研究员之一。还有一份填写于1970年，署名为现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史树青的“登记表”上，填有史树青的年龄、家庭出身、籍贯、工资和家庭成员等情况。
　　秦杰介绍，他收藏的634件黑白照片都有专用袋，另外有彩色照片800件以上。记者发现，根据记载，这些照片的来源不一，除了写有“馆”字样外，还写有“文物”等字样。还有一套14寸的非家用、高成本、高清晰度的精细黑白照片，内容是目前少见的文征明、祝枝山、郑簠等人的书画作品。秦杰说，这部分同样是以3倍价格从香港人手中追回的。“最惨的是，其中有13张14寸以上超清晰度照片在‘外行人’交易或流往香港的途中被破坏，这些缺角、残破的珍贵照片将不再具有任何出版和收藏价值。”
　　最引人注目的是印有“外复文物帐目三库存”字样的账簿。涉及文物一共50件，100页。明确记载有文物编号、名称、年代、来源、入馆时期和数量。“注意编号下划有红底线的文物，这些都涉及当时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其中还记载有1935年11月30日毛泽东红四方面军会议提纲报告的目录。”
　　秦杰最后表示，没有报案的原因是与大卖家的正常交易还没有结束，希望劝服他出面合作。
　　记者还发现，所有资料大都没有盖公章。
　　藏家讲述发现遗失档案的过程
　　在介绍3000件藏品时，秦杰还不时提出自己的疑问。
　　“最开始我收了36件，都没有袋，仅仅认为这些图片好看，第一个星期根本没有意识到是国家博物馆遗失出来的。去年12月1日，从国家博物馆遗失出来的现象开始浮出水面。今年2月3日，开始出现了底片。”秦杰介绍自己的收藏经历说，“当时我抢救时，在潘家园有一大堆，都在地摊上，几乎没人过问。”
　　“为什么这部分文献、档案会散落潘家园？”他紧接着说，这至少是国家博物馆工作上的一个失误。“国家一级文物普通爱好者是不可能去拍照的，展览要拍照必须经过国家文物局，获得照片的难度非常大。通过这些照片可以提高文物鉴别能力，通过这些文献可以清晰地了解文物馆藏的情况。对此，博物馆除了保管文物外，也应该担有保管文物信息的职责。”
　　“建议国家高等博物馆将文献、档案的保管也纳入到文物保护中去。”他再三声明，“这些东西不应该投放收藏市场。”
　　秦杰同时提出，即使已经出版了，即使是翻拍的，但难道就能说这些图片资料不珍贵了吗？“在文物参考上，这些东西可以说下文物一等，许多清晰的图片可以直接作为复原文物本身的依据。不管是不是文物或文献，这些涉及领导人的批示，一、二级文物的出入库时间记录、库存及藏品复制品等信息都属于国家机密，受文物法、档案法及会计法的保护，不能外泄出去。”
　　他还说，“国家博物馆宣传部的人曾让我带着这些资料去国家博物馆请专家鉴定，我没去。因为我就是专家，不用别的专家鉴定。”
　　收藏散落资料的最大卖家同意“先抢救、后摸底”
　　在媒体广泛关注时，秦杰一直没有和国家博物馆正面接触。在4月6日展示藏品现场，当记者问为什么不和国家博物馆联系时，秦杰表示:“没兴趣。”在出示自己2003年到现在的书账以及自己向20个博物馆捐赠的凭据后，他表示希望国家博物馆“先认领”。对于记者提出“是否以捐赠或者其它方式”处理藏品时，秦杰表示不答复，“(国家博物馆)可以通过媒体与我联系。”
　　秦杰在现场还出示了一份邮包。里面有200张文物底片，其中漆器的90张。上面写有明确邮寄时间和邮寄人地址、姓名、联系方式。“昨天(4月5日)收到的，寄出时间是2007年4月4日15时。昨天我接到他的电话，我已经劝其不要违法。”秦杰还说，在汇款给香港追回藏品时，工商银行答复他说，他所汇款的户头是在深圳招商银行开的。
　　4月9日，秦杰在电话中向本报记者再爆料称，销售该批国家博物馆散落资料、文物图片的最大卖家同意按“先抢救、后摸底”原则与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收藏委员会合作，即先提供销售去向的信息，后提供购进来源信息，尽可能将分散售出的“国博散落资料、文物图片”的去向说清，让此批国家博物馆散落资料、文物图片不致蒸发而散尽。但他坚持不在媒体前露面。
　　秦杰还说，10余位零星购买国家博物馆散落资料、文物图片的买家分布在6个省市，头绪繁杂。一位购买国家博物馆散落资料、文物图片数量接近秦杰的、而质量大大超过秦杰的潘家园“大鳄”闭门谢客。这位“大鳄”以投资巨大且要终生收藏为由，拒绝与媒体合作。这位“大鳄”的藏品多以国家博物馆散落名家信札、专家书稿、呈报领导人批复文件为主。  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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