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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次炤:成长、成就与人格的完善相伴

2007-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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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次见到王次炤委员,是在2007年9月初全国政协教师节赴山西慰问团在山西大同慰问期间,他作为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的委员参与了慰问活动,而我则作为随团记者负责报道工作。到达山西后的第三天早餐时间,我和坐在旁边的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吴祖强老师一起闲聊。
  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人端着早餐坐到吴老师身边,加入我们的谈话行列。我不认识他,只知道他总和吴老师在一起,不怎么爱说话,偶尔低声地和吴老师讨论一些什么问题。想起来有几次路上碰面,都是他先主动问好,一脸谦和,他看起来比同行的委员显得要年轻得多,我于是猜想,他可能是吴祖强老师的秘书。
  他主动问起了我的名字并自我介绍说:“我是王次炤,中央音乐学院的。”并递过名片。我这才想起来,慰问团的委员名单里就有他,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王次炤。可是看到他衣着朴素,神态谦和,一点都没有名人的“范儿”,谁能想到他就是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呢?
  13年知青经历
  就连他的小学老师们也想不到,自己的学生有朝一日会成为中国最著名的音乐学院的院长。除了他的数学老师,很少有老师能够记得王次炤这个名字,因为他从小就不爱说话,并不是那种能让老师记住的班级活跃分子。但是他的数学老师却很坚定地说,王次炤有出息我一点都不奇怪,只是没有想到他会走上音乐这条路,并且走得这么远。
  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数学老师出了10道难题给同学们训练,王次炤解了6道,数学老师连连惊呼王次炤“不得了不得了”,因为班里的第二名也只解了3道题,绝大部分同学只解了1道题甚至一道题也解答不出来。从此数学老师看到了王次炤日后出类拔萃的影子。
  王次炤读中学的时候理科成绩很好,那个时候他的梦想是要成为科学家,“至少也要做数学家”。从小学开始,王次炤就迷上了数学,觉得数学是最美的东西,于是每天抱着大厚本的数学专业书废寝忘食地“啃”,还曾经获得学校数学竞赛的第一名。除了数学家,王次炤还有一个梦想,就是要当运动员,为国争光,因为他的体育成绩很好,是学校的体育健将。
  尽管从小喜欢音乐,小提琴、笛子、二胡、琵琶、三弦、手风琴都学过,但是“音乐家”这个词从来没有出现在年轻的王次炤心里。如果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他一定会沿着“科学家、数学家”或者“运动员”的理想之路前进,然而,1966年“文革”开始,他的梦想破灭了。
  和当时所有的青年人一样,17岁那年,王次炤成为下乡知青,一待就是13年。
  在乡下,王次炤抱着“不想浪费青春,想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的想法,参加了业余宣传队,弹琴、演样板戏。于是他小时候捣鼓的乐器和积累下来的音乐才能派上了用场,他的脚步一路从连队的宣传队到团部的宣传队、师部的宣传队。
  王次炤说,13年的知青经历让自己积累了深厚的实践基础。也正是“不浪费时间、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的朴素想法,使得王次炤对音乐从作曲到理论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钻研。13年间,为了学习作曲,他抄写的各种音乐理论和教材积累了厚厚的一大沓,在兵团期间,他就发表了几十首歌曲(后来有一次王次炤开玩笑对他的同学谭盾说,我上学前就已经发表了几十首歌曲,比你厉害多了);为了学习音乐,他还利用每次难得的休息时间,从乡下跑到几十里外的杭州市拜师……
  在乡下待13年,换了别人,都会觉得自己一辈子就这么完了,但是王次炤没有,他坚持认真做事,踏实学习,热心助人。回想自己的知青经历,王次炤很感慨。“13年,我挺过来了。可是我看到现在很多年轻人缺少面对困境的勇气,遇到一点事情就开始退缩、害怕、消沉。没有养成坚韧不拔的心态,年轻人很难走得更远。”
  从知青到院长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1977年恢复高考是王次炤命运的一个转折点。1977年,28岁的王次炤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没想到两所学校都录取了他。经过再三权衡,王次炤决定上中央音乐学院,开启了人生的另一段旅程。
  为了弥补自己这么多年来在乡下欠缺的知识,上大学后王次炤如饥似渴地学习。他回忆起自己的大学生涯时说,自己后来的工作之所以发展得比较顺利,得益于大学期间的大量阅读、思考和各种学习。因此他很痛心现在很多年轻人读书期间为了一点小钱,把自己大好的学习时间浪费掉了。在他看来,在什么阶段就应该专心把那个阶段的事情做好,就好像他小时候喜欢数学,就痴迷于对数学的钻研;在下乡做知青的时候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的学习和实践中;读书的时候,也应该专心学习,为自己将来的专业发展打好基础。
  毕业留校后不到3年,王次炤就已经是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音乐美学教研室副主任;不到7年,就担任音乐学系副系主任;40岁左右,王次炤就被提拔为中央音乐学院的副院长;从1994年至今,王次炤就一直主持中央音乐学院的工作。
  在中国,中央音乐学院被称为中国音乐的最高学府,也是全国艺术院校中唯一进入“211工程”建设的重点大学。截至目前,中央音乐学院已经有将近500人次在国际各类音乐表演比赛上获奖,获奖密度在国际音乐学院是数一数二的。在国际上,中央音乐学院的知名度甚至比国内还要大。这中间,有着王次炤多年的心血。
  2007年,王次炤先后获得了美国耶鲁大学授予的荣誉奖章和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授予的荣誉教授,表彰他为世界音乐教育做出的突出贡献。这样的奖项,在全世界获奖的人只有极少数几个。王次炤说,这个奖项颁发给他,并不是说他自己在音乐上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而是代表了国际音乐界对中国音乐教育的肯定,是中国教育和文艺界的骄傲。
  在别人看来,大学毕业后的王次炤顺利得不可思议。但是他却说,自己从来没有为“当官”之类的事情费过一点点心思,他也不认识任何领导,相反,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做事情上:做教研的时候就认认真真搞研究,做老师的时候就兢兢业业授课;做院长时,一心想着要怎么样才能让中央音乐学院更好地发展,让老师们都愉快、兢兢业业地工作,培养出更优秀的学生,为音乐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正是因为这种极强的目标感和单纯的使命感,使得王次炤得以排除各种阻力,坚持学校各种改革,从人事改革到教师待遇、从课程设置到优质师资的引进,只要是对学校发展有益的事情,他都极力支持。“谁做事情就支持谁,谁阻挠别人做事情就反对谁”是王次炤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期间的重要原则。
  “如果有什么成功的秘诀的话,我觉得就是认真把当前的事情做好。”
  保持平常心
  “我自己不能算是成功的,只是相对来说,到现在为止还能保持比较平衡的心态。”
  这种平衡的心态,使得王次炤能够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无论是在做知青还是担任著名大学校长的时候,他都始终保持平和的心态。在穷困而且地位比较卑微的青少年时期,他没有看低过自己,相反,他说自己年轻时是一个相当傲气的人;到后来他成为中央音乐学院的领导后,从来不会因为自己是领导而有任何居高临下的感觉,即便是对学校的保安,也都客客气气的。
  “并不是别人看起来的那么顺利,也有不顺的时候。”王次炤也经历了很多压制和打击,不论是在做知青还是当院长的时候。当院长时,有人甚至写匿名信,把王次炤描写成五毒俱全的人,试图中伤他。然而,对这些曾经的磨难,他平淡地一笔带过,“即使社会上有很多负面的东西,我看人、看事情还是愿意往好的方面看。我宁愿选择不要做院长,也要坚持做人的原则。”
  至今,王次炤的中学同学和30年前下乡时的朋友见到他时都一致认为,王次炤没有变,还是原来的样子。正直、真诚,为他人着想,执著地对待自己的理想。王次炤说,这些听起来都很简单,但却是优秀的人格最本质的内涵,也是最难坚持的。
  在王次炤的人才标准中,包含了专业能力、综合文化素养和学会做人三点。尤其对于最后一点,他说,如果不会做人,也会影响专业的发展。不论是作为普通人的王次炤还是作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王次炤,都把人格的不断自我完善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不断向更高的境界迈进。”
  王次炤 全国政协委员,现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兼理论委员会主任、全国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音乐理论学会会长、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副会长、北京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张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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