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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洼子42烈士——党和根据地群众血脉相连的真实写照


   
    历史与现实相遇,总能激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华池县南梁镇荔园堡村阎家洼子自然村的一块川台地里,一座刻有“四十二烈士殉难处”字迹的墓碑静静矗立,这里就是“阎家洼子血案”中42烈士的墓地。
  “当年被杀害、长埋这里的干部群众,不少就是我们村的人。”仲春时节,墓园四周草木新发,松柏嫩绿,已近花甲之年的原南梁革命纪念馆馆长刘玉郝站在阎家洼子村的一块台地上,向记者讲述那段壮烈的历史。 

一 


  时间倒回到1934年初。当时,南梁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领导贫苦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牛羊、分粮食,成立赤卫军大队,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运动蓬勃发展。这引起了国民党陕西、甘肃地方当局的极大恐慌,遂将“围剿”重点转向南梁。
  在陕甘边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中,陕甘边主力红军转至外线作战后,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张策等依靠充满革命热情的南梁群众提供的情报,组织领导根据地军民坚壁清野,将粮食物资埋在地下,牛羊牲畜赶进梢林,尽力减少损失和敌人的破坏,并相机袭扰敌人,坚持后方反“围剿”斗争。
  1934年5月9日,国民党甘肃警备第二旅仇良民部和陇东谭世麟保安队1000余人,互相配合进入南梁中心区豹子川一线,向革命委员会所在地荔园堡寨子湾方向进犯,并形成合围之势,妄图一举消灭边区指挥机关。
  阎家洼子村位于通往白马庙、玉皇庙川和荔园堡川的三岔路口,是红二十六军的后方基地。红军每次回南梁,都要经过这里。因此,当时红军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上上上,下下下,上下离不开阎家洼。”反“围剿”外线作战,红军主力转移时,就将60多支枪、五六千发子弹、40余套马鞍、马镫,以及群众给部队的几千颗鸡蛋,数千枚铜钱、10余石军粮留在了这里。这些东西几乎就是红军全部的家当。

二 


  5月9日晚,阎家洼子村接到习仲勋和革委会的紧急通知:明日国民党反动军队要对南梁进行军事“围剿”,希各村火速做好坚壁工作。当晚,阎洼子村群众在边区革委会财政委员武生荣的带领下,在村里的大场边上挖出一条长坑,把集中起来的物资深埋地下,又在上面铺上一层糜草、麦草等伪装成晾晒柴草的样子。然后,组织群众把牛羊连夜赶到村子对面的一个深沟里,大家这才心里稍微踏实一些。
  干完这些事,村民们回去打个盹的功夫,天已放亮。由于担心军用物资的安全,大家并没有撤入梢林,反而各自在庄前屋后一边干起了农活,一边等待着更危险的斗争到来。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仇、谭两队敌军包围了村庄,开始到处搜索,将村子翻了个底朝天。中午时分,敌军在埋藏物资的大场上,发现了翻起的新土,随即开始挖掘。听到消息的村民们,顾不上敌人在家里乱挖乱搜,纷纷向大场上赶去。不久,埋藏在最上面的粮食、鸡蛋被挖了出来。很快,马鞍、马镫也露了出来。如果再挖下去,红军的枪支弹药就全暴露了,除了蒙受巨大的损失,阎家洼子全村的老百姓也难逃厄运。
  村民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老雇农武万有突然大喊道,“挖走老百姓的粮食,你们算什么国军?”敌人一下愣住了。这时候,村民们一下子附和上去,“两幅马镫是我借下外村的,准备接新媳妇用的”“我们庄子大,怕过来过去的队伍抢东西才集中了藏起来”……大家七嘴八舌和敌人用说理的办法进行周旋。
  敌人恼羞成怒,命令继续挖。村民们眼看着周旋不下去了,就干脆坐到地上,或者干脆跳到坑里,任凭枪托砸、刀背砍、鞭子抽,也要护住底下的物资。因为他们清楚,保住了身子下的东西,就保住了全村人的命。就在一片混乱中,不知谁急中生智悄声说,“红军回来了”。斗争经验丰富的群众立刻心领神会,开始交头接耳传递起来,故意引起敌人的注意。这一招还真凑效,敌人一下慌乱了,一把将武万有从人堆里拉出来抓走了。后来,遭受敌人毒打的武万有被扔到荒郊野外,被乡亲们发现救了回来,但留下了终身残疾。
  与此同时,敌人分兵“清缴”南梁根据地的其他村庄,先后从牛望台、九眼泉、金岔沟、二将川等地搜捕红军游击队员、苏维埃政府干部和革命群众30余人,全部集中到阎家洼子村进行审讯拷打,逼问红军物资去向和陕甘边党政军的情况。5月13日夜,无计可施的敌人最终开始下毒手。共产党员、农会主任白阳珍等6人被敌人用铡刀杀害,并且将他们的头颅砍下来示众。红军军械所的工人李青山、张侯福、曹思聪等36人被活埋在阎家洼子的台地里。
  讲到这里,老馆长刘玉郝陷入了沉思。“太惨烈了”,他声音哽咽着说,“敌人用铁锹把他们砍下土坑,他们爬上来,再砍下去,再爬上来……乡亲们的双手被捆绑着,就用牙咬,用头撞,直到耗尽最后一丝气力。”
  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南梁军民没有一个人退缩,更没有一个人变节,从而守护住了革命的秘密和主力红军坚壁清野的枪械弹药。

三 

  刘玉郝是土生土长的阎家洼子人,孩提时代,几乎每晚都会听外公讲述南梁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红色故事。刘玉郝常追问外公:“红军不怕死吗?”外公告诉他,红军刚来时,有些群众看见扛枪的也吓跑了,但是后来慢慢发现,红军吃了群众的饭会给乡亲们折算成钱,住过的地方离开时会打扫干净……
  此后的几十年里,无论是在乡镇工作,还是转任原南梁革命纪念馆首任馆长,刘玉郝一直有意识地搜集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史料。他告诉记者,陕西、宁夏的不少研究者都来找他要素材。刘玉郝就定了一个要求,整理出来的资料必须给他借一份。正是靠这些素材,刘玉郝写出了原南梁革命纪念馆第一份近三万字的解说词。随着对南梁革命根据地历史的研究不断深入,刘玉郝儿时的疑问逐渐有了清晰的答案:红军就是穷人的军队,是要打土豪、分田地,解放劳苦大众的。
  1933年冬天,南梁地区第一个农民联合会在金岔沟成立。紧接着,二将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南梁堡等地也纷纷成立了农民联合会、贫农团、雇农工会、妇女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刘玉郝说,这些群众组织非常活跃,对根据地的各项工作,特别是支持革命战争、扩大红军队伍和土地革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就会越发坚信,南梁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成为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党中央、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地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根本上是实事求是地践行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以群众为天,创造性地开展了群众工作。“只有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真心诚意的拥护和支持。”刘玉郝说。
  采访行将结束时,记者要了刘玉郝的电话。他特意提醒,“白天别打,打了也可能没人接,我几乎天天都有宣讲。”讲了大半辈子的南梁红色革命故事,刘玉郝说即便如今退休了,他也要继续做好“红色故事讲述人”这个角色,让南梁这片红色土地上的革命故事、革命精神一代代传颂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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