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梁红色故事选登》】陕北红军到南梁

2021年2月23日

 

  1934年1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谢子长回到陕北,任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协助陕北特委对陕北游击队加强领导,恢复并加强了陕北一支队,扩大了二、三支队。之后,陕北游击战争普遍开展起来,逐渐形成了安清、绥米佳吴和神府等3个小块游击根据地。
  5月,国民党军井岳秀第八十六师向陕北各游击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敌人以连、排为单位,分进合击各游击根据地,进行烧杀抢劫和破坏村庄活动。7月8日,为粉碎敌军的“围剿”,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杨道峁正式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下辖5个支队,共300余人。7月17日,陕北游击队攻克安定县城,救出200多名革命志士及其家属,极大地鼓舞了陕北人民的革命斗志,进一步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展。与此同时,反动军阀井岳秀所部纠集地方民团,集中兵力“围剿”以安定、绥德、清涧为中心的陕北游击根据地。在7月25日,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单凭陕北游击队的力量无法粉碎敌军的进攻,陕北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和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带领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和部分赤卫队员共200余人来到南梁,与红二十六军汇合,同红四十二师党委、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商讨联合反击国民党井岳秀部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和红四十二师党委召开欢迎大会,杀猪宰羊,热情慰劳兄弟部队。邀请陕北游击队参观了荔园堡的红军干部学校,介绍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建设和红军部队管理的经验,进行战术演习,并派人到陕北游击队讲解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法》以及在陕甘边地区的执行情况。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派人慰问了红四十二师和陕甘边区第二路游击队的伤病员,并介绍了陕北游击队群众工作的经验。兄弟部队之间互相交流经验,互相学习,场面热烈,态度真诚,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和革命友谊。
  7月2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与中共陕北特委、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南梁阎家洼子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应中共陕北特委的要求,讨论红二十六军北上陕北地区帮助打开陕北游击战争的局面,以及两个根据地武装力量协调行动的问题。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张秀山、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军委主席刘志丹、特委委员张邦英、张策、军委参谋长吴岱峰、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政委高岗、政治部主任龚逢春、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杨琪、政委惠子俊及红四十二师第三团、骑兵团的干部王世泰、高锦纯、黄罗斌及部队连以上干部,与谢子长、郭洪涛、贺晋年及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干部,共30多人出席了会议。习仲勋、郭洪涛、张秀山主持会议。会上,先由杨森代表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党委汇报了红四十二师扩大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情况。谢子长对杨森代表陕甘边区党组织和红军所作的关于党政军建设的汇报以及今后发展的路线、方针、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等建议表示赞同。
  会上,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宣读了存在着明显“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信。信中无端指责红二十六军和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和“浓厚的土匪色彩”等错误,进而把红二十六军坚持游击战争,为开创革命根据地进行的卓越斗争否定得干干净净。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分属两个上级党组织领导。会上,中共陕北特委个别领导也对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提出诸多错误指责。但是,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等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人从大局出发,对双方的分歧没有过多的争论,集中精力研究和讨论如何配合陕北第一次反“围剿”斗争问题。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刘志丹的热情支持下,拨给了陕北游击队100支枪、弹药和数百大洋。会议还决定,免去高岗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职务,由谢子长兼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以便于红四十二师主力第三团开赴陕北安定、清涧一带,配合陕北游击队打击消灭敌人。
  阎家洼子会议后,陕甘边区红军主力红三团在红四十二师政委谢子长的带领下,北上帮助陕北反“围剿”,先后在清涧县河口击溃敌人一个连,在横山县的董家寺打垮了敌人一个营,取得了陕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王世泰带领的红三团所到之处,受到陕北人民的热烈欢迎。
  阎家洼子会议,是“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一次有着深远影响的重要会议。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的努力下,会议服从和维护了陕甘边、陕北根据地革命斗争的发展形势和大局,确立了陕甘边、陕北党组织和红军采取互相配合、协调作战的正确战略方针,建立起了陕甘边与陕北两块根据地党组织和红军的正常化联系,为两个区域协调配合反“围剿”斗争打下了基础。阎家洼子会议取得的主要成果是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在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红三团的配合下,陕北根据地一举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会议对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的指责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其实质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在陕北苏区的反映。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等为代表的陕甘边党政军领导人并没有接受两封信的错误指责。会后,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根据会议精神,认真检查了自己的工作,做出了《关于陕甘边党的任务的决议》,对于建立新苏区、建党、建军、建政、土地革命等问题做出了全面部署,从陕甘边区革命斗争实际出发,规定自己的任务,坚持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保证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始终沿着毛泽东开辟的井冈山道路发展。
  《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的发布,标志着陕甘边党组织和红军的进一步成熟,是陕甘边革命武装斗争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一个重要标志(此件后来收入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亲自主编的党内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之中)。(文章选自《南梁红色故事》)
  来源:协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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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办公厅(www.gszx.gov.cn)